通常来讲，狭义的贸易摩擦指WTO允许成员方使用的反倾销、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三种贸易救济调查手段。广义的贸易摩擦除了上述手段外，还包括知识产权纠纷（典型如美国337调查）、绿色、环保或劳工标准、反垄断、国家安全调查等，某些措施已超出了WTO的授权范围并广受诟病，但措施使用国却我行我素，弃国际贸易规则于不顾，滥用各种手段，使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。

      美国根据301调查结论，先后分三次宣布对我出口美国的约20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。经过医保商会和有关医药企业的共同努力，目前美方最终实施的征税清单已经排除了原料药和制剂产品，仅保留了27个医疗器械类产品，大部分为核磁共振、CT、超声、直线加速器、心脏起搏器等先进医疗设备目前，中美双方仍然在就妥善解决贸易摩擦问题进行密集的磋商和谈判，前景难判。

贸易摩擦的几个特点

（一）涉案产品多为原料药、个案案值不高。2018年，医药产品遭遇的贸易救济调查涉及的产品主要为原料药，包括扑热息痛、氧氟沙星酯、葡萄糖酸钠等。案件数量较少，案值金额并不算高，涉案企业不多。如美对华葡萄糖酸钠案，美方统计的调查期内我出口金额约436万美元；甘氨酸案，美方统计的调查期内我出口金额约110万美元。

（二）美国对我医药产品手段多、应对难。美国是我第一大出口市场。其立法完善、实践经验丰富、贸易保护手法多样，应对殊为不易。一是传统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呈高发态势。我医药产品在2018年遭遇的贸易摩擦中，有3起是美国发起的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。由于美长期在反倾销中采用“替代国”的做法计算我产品倾销幅度，在反补贴调查中也使用大量不合理做法，人为大幅提高我产品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税率，给我企业造成沉重负担，甚至被迫退出美市场。二是337调查居高不下。337调查是美对我医药产品调查的一个重要手段，其主要涉及知识产权侵权行为。由于医药产品的知识产权问题复杂、难点较多，容易成为337调查的目标。三是反垄断诉讼程序冗长、耗时久、成本高。如维生素C反垄断案已耗时十余年，最初的几家企业不堪重负，或被迫支付巨额美元与原告方达成和解，或被迫退出美国市场，仍在坚持的企业也负担沉重，压力巨大。

（三）印度对我医药产品摩擦以反倾销为主，但有蔓延趋势。中印同为世界原料药大国，双边医药产品贸易较为热络，也是国际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。印度对我医药产品摩擦应以传统的反倾销手段为主，但有蔓延趋势：一是措施“日不落”。根据WTO的一般原则，贸易救济措施只是对受到损害的进口方国内产业提供临时性的救济，措施通常不超过10年。但以扑热息痛反倾销案为例，印度自2002年对该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以来，措施已持续了16年，且经过日落复审仍有可能继续维持。二是措施以反规避调查形式，向原料扩展。贸易摩擦的一个特点是会引起产业链的连锁反应。如印度于2017年12月10日宣布对华氧氟沙星羧酸实施反倾销措施后，又于2018年5月4日对生产氧氟沙星羧酸的主要原材料—氧氟沙星酯，发起反规避调查，以图将反倾销措施从被调查产品扩展到其原材料。三是印可能对我医药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。印度已有对华产品开启反补贴调查的先例，鉴于中印两国的激烈竞争，以及印度对我医药产业发展的关注和警惕，不排除印度在适当时机对我医药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的可能性。

对医药企业的几点建议

    2019年，全球经贸环境仍难有实质性改善，目前，中美经贸谈判正在紧要阶段，即使达成阶段性成果，中美之间长期竞争的态势不会改变，未来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不容乐观，在医药领域，个案数量可能有较大规模的增加，我们应未雨绸缪，早做准备。此外，中国的医药企业要想更好地走出去，在国外市场的准入政策和监管政策变化、知识产权保护领域、经营的规范性和合规性等都需要做足功课。

    关于如何应对和处理贸易摩擦，医药企业应当：

1、要有基本法律概念和意识，时刻关注出口市场法律法规的变化，及时向行业组织和政府反映情况，发出预警，对于可能给企业造成不利影响的事项，由政府或行业组织出面磋商或交涉；

2、加强和行业组织之间的联系，对贸易数据进行统计分析，对发展趋势进行预判；

3、通过媒体、独立智库或专家学者，在国际上对中国制造适度发声，营造舆论氛围；

4、企业之间加强协调，形成合力，共同应对，特别是加强反倾销和反补贴调差中损害问题的抗辩；

5、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，加强必要的行业自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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